（原文发布在美国媒体网站Free Press，原标题为:彼得·蒂尔：资本主义对年轻人不再起作用。译文有删节，小标题为译者所加，仅供读者参考，不代表网观点。）

【采访者/肖恩·费舍尔，受访/彼得·蒂尔，翻译/鲸生】

五年前，美国人常把年轻人对社会主义的兴趣归结为一种被宠坏或无知的表现——他们不知道“社会主义”真正意味着什么。像国会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这样的政治人物崛起，以及千禧一代对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等候选人的支持，当时都被美国主流社会轻描淡写地置之不理。

但彼得·蒂尔没有这样想。

这位身价数百亿美元的风险投资人，既是贝宝（PayPal）与帕兰蒂尔（Palantir）公司的联合创办人之一，也被贴上了许多标签：硅谷的“引力中心”、美国左派的“梦魇”、反精英阵营的旗手、以及美国副总统J.D.万斯（J.D. Vance）的早期支持者。

蒂尔也是那种能提前看见“拐点”的人。2020年，他写了一封颇具预言性的邮件，寄给那个典型的“千禧一代公司”——脸书（Facebook）。当时他提醒包括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等脸书高管：务必要认真对待美国年轻人对社会主义产生的兴趣。

这封邮件在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佐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于11月4日赢得纽约市长选举后，在网上广为流传。

蒂尔在邮件中写道：“当70%的千禧一代人表示自己倾向社会主义时，我们不能仅仅把他们说成是愚蠢的、被宠坏的或被洗脑的一代。我们应该试图去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想。”

2020年的蒂尔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哪些事情？在学贷压身、买不起房的情况下，美国的千禧一代转向亲近社会主义是否合理？美国真的会走向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吗？这是笔者上周四与他对谈时想问的几个问题。

以下是我们经过轻度编辑的对话。

“当年轻人被无产阶级化，就别惊讶他们变成共产主义者”

肖恩·费舍尔（Sean Fischer）：你在2020年写的那封邮件如今因为马姆达尼赢得纽约市长选举而疯传。当时写那封信的背景和灵感是什么？

彼得·蒂尔：其实那封邮件的内容我早已讲过很多次，不是2020年才突然想到的。早在2010年秋季我创立“蒂尔奖学金”，鼓励年轻人退学创业时，我就反复强调一个关键政策问题：学贷的失控。

1970年代毕业的美国人几乎没有背负学生贷款的；对千禧一代人而言，情况却完全不同——他们花了太多钱读大学，没学到什么实用技能，最后背上沉重的债务。这种学生债务，其实正是我一直在说的那种代际冲突的缩影。

资料图：特朗普与彼得·蒂尔（右）

而美国代际契约的破裂，并不止于学贷问题。我认为你可以把当下80%的“文化战争”都归结为经济问题——就像自由意志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那样——而美国大约80%的经济问题，又都能归结为房地产问题。

如今美国年轻人想买房几乎不可能。如果分区法执行的极为严格，禁止新建更多住房，这对婴儿潮一代人是好事——他们的房产会不断升值；但对千禧一代人则是灾难。当你把美国年轻人无产阶级化时，就别惊讶他们会变成共产主义者。

费舍尔：你比许多人都更早地注意到“代际契约”的瓦解，并预测这可能导致美国人对社会主义的兴趣复苏。你能多解释一下吗？

蒂尔：年轻人被告知，只要像他们父母那代人一样努力，一切就会顺风顺水。但现实是，社会已经彻底变了，许多事情不再像过去那样奏效。房价比过去高得多，在纽约、硅谷，甚至任何经济活跃、有着大量体面工作机会的地方，买房都极为困难。人们仍以为一切照旧，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美国的婴儿潮一代对当今年轻人处境的漠不关心，甚至令人感到费解。我总是很难判断其中有多少是恶意，或者有些行为是多么恶劣。但奇怪的是，当我2010年就开始抱怨学生债务问题时，竟然被人觉得奇怪——那时美国的学贷规模早已呈指数级增长。2000年全美学生债务总额是3000亿美元，现在已超过2万亿美元。总有一天，这种现状会崩溃。

费舍尔：出口民调显示，马姆达尼的支持者主要是受过大学教育的新市民、租户与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最关心高房租与学贷问题。这是否验证了当年你那封邮件中的判断？

蒂尔：我显然对社会主义抱有严重偏见。我认为社会主义无法解决这些问题，马姆达尼也不能解决。你不可能把住房“社会化”。如果你强行实施租金限制，结果很可能是住房供应更少、价格最终更昂贵。

我甚至觉得，如果选举中投票的人更少，社会可能更健康些。纽约这次的投票率相当高，但如果大家没那么在意谁当市长，不怎么去投票，也许情况反而会更好。

不过，马姆达尼值得肯定的地方是，至少他愿意谈这些问题。我的“权宜”式回答永远是：第一步就是把问题提出来，哪怕你暂时不知道怎么解决。那些中间偏左、偏右的建制派早就连谈都不愿谈了。

我不确定美国年轻人真的亲社会主义，我更倾向于认为他们没过去那么亲资本主义了。如果资本主义被视为一种不公平的骗局，那人们当然不会拥护它。所以他们在相对意义上变得更“社会主义”，但本质上更多是因为他们在说：资本主义没有给我带来好处，或者，这个所谓的“资本主义”不过是别人压榨我的借口。

马姆达尼赢得美国纽约市市长选举。 IC photo

费舍尔：抛开可行性不谈，你觉得是什么促使美国人愿意远离资本主义，以至于感到有必要投票给某个连自身政策的可行性都有问题的人？

蒂尔：我不会轻易概括所有选民的心理，但我至少能理解这种情绪——就算我不认同，但它并非什么古怪神秘的现象。你不能像拜登那样在学贷问题上试图小修小补，就以为能解决。那不会起作用。纽约市搞的各种租金限制也是小修小补，根本就没起作用。

所以，很多人开始在“奥弗顿之窗”外寻找解决方案。这包括那些非常左翼的经济思路，甚至一些社会主义设想。我认为这些方案最终不会成功，但它们至少比旧体制内提供的选择更有吸引力。安德鲁·科莫（美国前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纽约州前州长、本次纽约市长竞选的参选人之一，译注。）对住房问题毫无规划，甚至不认为那是个问题。他都在美国政坛和政府中混了这么多年——所以人们不难发出质疑：如果科莫过去都从未关心过这件事，现在你还能指望他采取什么行动吗？所以，虽然我对马姆达尼的政策主张并不乐观，但相对来说，如果大家都想在现有方案之外寻找答案，那出现这种人选也不足为奇。